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
从“学校体育”发芽,因“终身体育”发展——
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
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螺蛳壳里做道场”。
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长45米,宽22米,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一边挂着横幅“中国足球从我做起”,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更衣室等同杂物间,想钻进去,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休闲娱乐区最“宽敞”,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厨房“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还有一个洗澡间。平日训练,至少二三十人活动,若有比赛,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
可要找到这个“秘密基地”,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带着生鲜干果、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转角隐入绿茵场。一进门,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老有所乐”,一排小字点明方位“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
“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五六十岁的居多,80岁以上的还有6名,年龄最大的88岁,是一支爷爷足球队。”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中坚力量”,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
“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这个被命名为“一友”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另外3位“老大哥”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4个发起人,现在就剩我一个,其他都‘走’了。”
学校的足球氛围,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教练,球龄已有70年,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他记得,学校有两个“最好、最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也有10多个,“下午4点半下课,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
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而是在当时,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成绩好、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李崇智表示,目前,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
有了学校的基础,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来了不少中年人。”孙滇云记得,队伍成立不久,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为了参赛、壮大队伍,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警察、医生、自主择业的、京剧团唱戏的……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1986年,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一匹黑马冲出去。”
“老人们尤其坚信,只要有人上场,云南足球就不会倒。”孙滇云记忆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他们是校友、队友甚至是师生,发展到后来,加入了亲戚、同事、朋友,“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一友’也从‘一中校友’转变为‘一群好友’了。”
8年前,球队结束了“漂泊”的日子,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但球场地势较高,一到下雨天,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上场的人都一腿泥,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众人一商量,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多的凑一两万元,少的凑千百元。”用国家级裁判、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为了有个地方,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
“拴在一起”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孤独感”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
无论场上场下,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训练后,大家分两桌做饭,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他以牛肉举例,“一份做红烧,味道浓一点,给年轻人吃,一份做清汤,炖烂了,适合老队员。”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通常忙不急吃饭,为了训练调的班,还得尽快补上。
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禁赛”,但训练时间一到,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在这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信条”依然鲜活,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在足球的语境里,“当年训练,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的古早经历,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
为了安全比赛,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起到提示作用,但彼此熟悉后,“提示”就种在了心里,“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只能封堵传球路线,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在父亲离世后,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
为了“圆梦”,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比赛中,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他没料到,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从此以后,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高球来了,用肩、用胸,一定不要拿头顶球,得忍住。”毕竟,伤病的滋味,他永远记得,“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我才退队。”如今,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他很珍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能过球瘾,还能适当锻炼身体,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七八十岁,还能每周聚在一起,换换衣服,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心头一紧时,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是不是还能坚持?”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少年”,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民禁挡”禁得了抖音小红书,禁得了民心吗?******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26日将讨论抖音等相关议题,发言人罗秉成日前表示,并不限于抖音,还将广泛性讨论大陆制APP,检视相关议题。
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直指这是台当局企图以“修法”手段进一步管制大陆软件,其实质是“逢陆必反”的政治操弄。岛内有识之士反问,“民禁挡”禁得了抖音小红书,禁得了民心吗?
“逢陆必反”是民进党当局的惯用伎俩
岛内媒体此前报道,除抖音、小红书外,台湾年轻人爱用的大陆APP还包括新浪微博、微信、淘宝、腾讯、哔哩哔哩、爱奇艺、百度百科和知乎等,通过这些软件获取资讯、交友聊天、丰富生活、购买商品等已成为台湾年轻人习惯的日常生活。
此番关于全面禁止使用抖音等大陆APP的讨论并非“创举”。此前,民进党当局已全面封杀淘宝、爱奇艺等APP。近日,民进党当局“数位发展部”将抖音和Tik Tok定义为“危害台湾资通安全”的产品,并下令禁止岛内公务机关使用。
针对各界关注管制范围是否会扩及民间,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称,禁止某个APP需要所谓“法律”授权,但是否有制定“法律”的必要、是否能达到封锁效果,都需要多方讨论与搜集资料加以研究,现阶段正在搜集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立法资料。
对此,岛内媒体直言,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所谓“修法”谋求程序合理,对相关软件进一步加以限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就是台湾民众看到真实的大陆环境,看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精彩日常。
封杀抖音致岛内民怨沸腾
抖音最初是诞生于大陆的一款短视频社交软件,由于新颖活泼的形式和丰富有趣的内容,深受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全球各地年轻人喜爱。
Tik Tok从2018年起便在台湾设立运营团队,一上线迅速成为台湾地区下载量第一的短视频APP。台北大学教授郑又平日前在电视节目中介绍,目前抖音在台湾的用户数量至少有500万活跃用户,尤其在台湾初中生和高中生群体中非常受欢迎,抖音、小红书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乐源泉。
不仅如此,在为台湾民众带来欢乐的同时,抖音等软件也为不少乐于分享、创作的视频博主赚取了收益。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岛内经济愈发下行,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失业率亦居高不下。面对民生困境,民进党当局拿不出强有力的政策促进就业,反而企图对如此受欢迎的APP禁用,无异于砍断岛内民众自谋生路的手脚。
岛内有识之士直言,民进党当局的相关举动让台湾年轻人真正看穿了意识形态挂帅的结果,只会为台湾年轻世代带来困扰,终将被民众彻底唾弃。
两岸民众走近走好势不可挡
早在今年3月,针对民进党当局炒作大陆通过抖音、小红书等散布虚假消息操作所谓“认知作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曾回应,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之私,蓄意阻挠破坏两岸民间交流,说到底是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好,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
就在本月22日,台湾社交平台PTT掀起了一场年轻人爱用小红书、抖音的延伸话题。一名台湾高中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透过小红书、抖音看到的大陆,跟老人口中的大陆完全不一样”。此番言论引起广泛讨论,网友在数小时内留下了上千条留言。
有网友表示“‘仇中’的变老人了”“‘台独’老人是不是已经跟年轻人有代沟、隔阂,甚至是产生矛盾了?”也有人表示“新一代觉青不被绿媒洗脑”“台湾的政治也是,会把大陆丑化吧”……
显然,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岛内民众可以愈发便捷地了解到事实真相。同时,当越来越多的诉求被忽视、越来越多的谎言被识破,两岸走近走好、和平稳定发展的民意愈发成为主流。
正如台湾《联合报》日前刊发文章指出,两岸民间交流是自然自发形成的生态,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政治阻隔而消失,更不是民进党当局通过政治力量想阻隔就能阻挡得了的。
(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记者 穆朗)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